第273章:消失的元大都-《我在北大学考古》
第(2/3)页
「他们这个论点的根据是《春明梦余录》。该书卷六说:永乐“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又说:宫城徙而又东”同时,他们认为元大都的钟鼓楼正压在中轴线之上,因此,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如果以此线为中轴,向南延长,它正穿过今故宫的武英股和中山公园。」
「《春明梦余录》所说的“改建皇城于东”是指“旧宫”之“东”而言。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所谓“旧宫”是指的那个宫殿。很多人都认为“旧宫”是指的元朝的大内,但在永乐修建宫城时,元大内早已拆除,所以旧宫不是指元大内,而是指的燕王邸。亦即元之降福宫。今府右街是隆福宫的东墙所在,自府右街至明清故宫西墙,大约是一里多地。」
这个分析,完全就是基于对古籍《春明梦余录》的了解。
就算没有看过这书,其实也不影响听讲,但凡涉及到的文献内容,徐先生都直接引用原文,然后加以分析。
当然,要是有学生感兴趣,讲座结束以后,直接去翻阅原文即可。
这也是历史考古的特色,大量的考证都需要从浩瀚如烟的文献典籍去做摘录,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很难在这一领域上有所建树。
比如,宿白先生,就被称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
而徐苹方先生,亦是如此。
他也被称为宋元明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和构建者之一。
原因很简单,在徐先生之前,北大考古系压根就没人开设这门课程。
苏亦之所以要邀请徐先生过来开讲座,就是因为北大的师长就没有研究这一领域的,就算宿白先生编写了《白沙宋墓》,但他也没有专攻宋元明考古。
而徐先生才是这个方面的权威。
因为一次学生实践活动,就能够邀请这样业内大拿到学校开讲座,也就只有北大有这样的底气。
当然,徐先生能来并且时间那么这么及时,完全就是因为宿白先生的关系,不然,现在全国各地基本建设考古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徐先生哪里会有这空闲,完全就是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北大。
所以同学们很珍惜这次机会。
都听得很认真。
当然,徐先生讲的也很详细。
他从文献出发,梳理前人关于元大都中轴线的研究。
「假如元大都中轴线是在旧鼓楼大街上,那么这条中轴线向南延长,正压在明清的社稷坛(中山公土)上。今中山公土南,有许多古柏树,据传说,此地为辽代兴国寺旧址,元代改名为万寿兴国寺,古柏即辽兴国寺之遗物(见《BJ游览手册》页49,BJ出版社1957年。出处待查)。这些古柏的直径约2.2米左右。从BJ现存的许多古树的年龄上来推土前的这些古柏,其时代应属金元时期。如果元大都的中轴在此,那么这些古柏正在大都丽正门北至棂星门之间的千步廊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过记载元大都千步廊上曾种植过柏树的文献,何况这些柏树又正阻断了千步腐呢?从这些古柏的存在,也可以证明元大都的中轴线不应在此。」
上面这段话有些长,举例涉及到好几个地点。
看见旁边的金海峰还属于懵圈状态,苏亦只好解释,“徐先生先假设前面《春明梦余录》关于元大都中轴线的记载是正确的,再通过它的延长线去做考证,如果这条中轴线真的存在,那么向南伸长就需要经过明清社稷坛,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土的地方。然后又拿这个地方的古柏树来做辅证,而这些古柏树,树龄大概是金元时期种植的,按照推测的话,就必须要在元大都中轴线之中,里面提及的丽正门、棂星门、都是元大都南半城的中轴线上城门,至于千步廊则是两排长约千步的廊房……”
「另外,中轴线最南一点起自丽正门,我们可以查一下在修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物馆时所发现的元代护城河遗迹,它通过丽正门瓮城时的弯曲部分是在什么地方,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确定中轴线的所在。总之,我们不同意元大都的中轴线是在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上。」
苏亦语速又轻又快,他讲完,金海峰就更加懵圈了。
苏亦哑然失笑,“没事,你先听吧,能听懂多少就是多少,懂的都是赚。”
也就没有继续讲解了。
没法子,这哥们,不是历史系的,看这模样,对中轴线的历史也不了解。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他完全理解徐苹方先生的讲座内容,也不容易。
而且,这是专业性的讲座,讲的内容,也不深奥,却需要一定的史学基础,起码,你要对元史稍微了解。
知道元大都是怎么来的。
又要知道元大都中轴线涉及到哪些遗址,它跟现金明清BJ中轴线有何异同,还需要知道同一个地方,不同时期都有什么地方。
比如,刚才徐苹方先生提及元大都丽正门,则是现在的正阳门,后者是在前者的原址上扩建的。
而丽正门、棂星门、千步廊都是一个中轴线上的。
大内正门崇天门与大都正门丽正门都是”形制,两者之间建有皇城正门棂星门。在丽正门与棂星门之间夹道建有千步廊。
这种都城规制,没有一个直观的考古复原图,一时半会是没法跟旁边的金海峰讲明白。
然而,听不懂徐先生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考证过程。
对于他考证的结果,大家却都听得懂了。
就是徐先生不同意元大都的中轴线是在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上这一观点。
否定他人的观点了,总该有自己的观点吧?
那么徐先生的观点是什么呢?
很快,他就给出答案。
「我们认为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代的中轴线,两者相沿未变。元大都中轴线之北端,正对当时的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
徐先生不仅给出观点,还给出文献考证。
「《图经志书》云:“万宁寺在金台坊,旧当城之中,故其阁名中心,今在城之正北。”中心阁之所在地,即今钟楼址。由中心阁向南为万宁桥(亦称海子桥),既今之地安门桥。《日下旧闻考》四号《析津高》云:“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上有壶漏鼓角。俯瞰城堙,宫墙在望,宜有禁。”」
说完,徐先生给了大家消化的时间。
到了这个时候,讲座的核心部分,也差不多讲述完毕了。
等大家讨论的声音逐渐变小以后,徐先生才继续说,“1951年的时候,我考入燕大,受教于邓之诚(文如)先生,承文如先生不弃,亲自在家里为我一个人开课,讲晚清史、讲如何鉴别史料……虽然我后来改学考古,但鉴别史料的课却让我受益无穷。一年我到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接受我作他的助教并能在他所开的‘明清史“和‘史料学“课上作辅导,都得益于文如先生……我从文如先生那里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
这个转折,似乎有些突兀,却也没有那么突兀。
因为他变相地跟同学们讲述,为什么他的讲座会涉及到那么多史料研究。
学界常说考古学有证经补史之功,何为证经补史,徐先生讲述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文献出发,结合实地发掘成果,然后去补充前人认知的错误。
同一史料,不同的解读,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傅斯年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史学方法导论》,里面就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史学便是史料学。
对此,他曾经展开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哈哈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事也是有学术理论支撑的。
研究历史,就要比较不同的史料。
研究元大都的历史,也是如此。
然而,考古学家并非史学家,做的不仅仅是书斋式研究。
徐苹方先生不认同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是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的。
如果仅仅上面徐先生提及的经历看判断,不了解他的人,会误以为他就是史学家,并非如此。
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燕大就被撤销,历史系直接并入了北大,徐先生才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55年毕业,被分配到南开,也就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搞基本建设考古,严重缺人,56年的时候,他就被调回考古所。
正是开始考古工作,从此由书斋走向田野。
徐先生既然讲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肯定也不会忽略这一段。
“我回到考古所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一有空就会到清华聆听赵正之、莫宗江等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与赵正之先生相识。同学们,可能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及赵正之先生,不管大家是研究元大都历史,还是做元大都考古,赵先生都是没有办法绕靠的一位前辈学人。而我跟元大都的缘分,也是从赵正之先生开启的。”
听到徐先生如此说道,同学们就语法好奇了。
赵先生不是北大的师长,他们多少有些陌生,而且,他们又不是学建筑学的,除了梁思成先生之外,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先生了解的并不多。
不过,也有了解营造学社历史的学生,知道对方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担任过营造学社的绘图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大家久等,“57年5月,赵正之先生作为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曾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众人恍然。
故事继续。
“赵先生晚年,为研究调查元大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那时,赵先生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BJ中?经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赵正之认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奈何,62年,先生突然患上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先生心急如焚,不想带着遗憾离世,当时,在宿白先生的建议下,我负责记录先生的口述文稿,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赵正之的口述,历时两月。到最后他说话,声音都哑了,他也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
说到这里,徐先生怅然若失,遗憾之色,溢于言表。
文史楼的阶梯教室内,也是一阵沉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这种氛围,蔓延下去。
他继续说道,“实际上,我刚才所讲的观点都是来自于当年我记录整理的赵正之先生遗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66年的时候,本应在《考古学报》上面世,杂志都印出来了,还没来得及装订,便被当废纸处理了,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尽量让它发表出来,让同学们可以有机会阅读,以告慰赵先生的在天之灵。”
也不知道哪一个学生突然鼓掌起来,瞬间,教室就被掌声湮灭了。
此前稍微略显沉闷的氛围,也消散殆尽。
这时,徐先生说道,“当然,大家也不要有遗憾,赵先生的遗著可能会稍晚一段时间发表,然而,我们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1972年的时候,已经发表在《考古》1年度第1期。同学们,可以去观看。”
然后,就有同学喊道,“看过了。”
徐先生意外,“可以啊,不错,不错,看来同学们对咱们元大都考古工作还是很关注的嘛,据我所知,学校还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吧。”
有学生回答,“是小师兄,跟我们讲解的。”
徐先生望向站在讲台旁边的苏亦,笑了笑,“嗯,苏亦同学幸苦了。”
说着,朝他招手,“要不,你来跟同学们讲一讲?”
讲啥啊。
他才不班门弄斧呢。
不过抛砖引玉,还是可以的,于是他说,“要不,徐先生跟我们讲一讲,元大都发掘的具体过程吧,同学们都好奇在发掘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都纷纷对发生在咱们城里面的考古现场充满了好奇。”
徐先生当然不会拒绝,本来也算是在讲座讲述的内容范围之内。
于是,他说,“当年发掘条件艰辛,趣事极少,倒是困难很多。其实元大都的发掘,也属于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当时了配合BJ地铁二号线基建工程,1964年~1974年,我们考古所跟和市文管处合作,成立了元大都遗址考古队。我就是队长,两个单共计13人。”
徐先生口中的困难并非说说而已。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发掘工作的困难,他说道,“元大都城考古面临着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它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被后来的明清BJ城所叠压。好在,也有便利的一面,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我们在60年代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考古钻探,同时利用航空照片上所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BJ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元大都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这个结论,苏亦不陌生了。
却没有想到,当年还可以利用航空照片,果然是首都的考古遗迹,这阵仗还挺大的。
“当时和义门瓮城的发现,在当时也是轰动全国的重大考古成果,本应受到重点保护。但是由于特殊年代并配合地铁基建工程,只能将其拆除。在拆除城墙过程中,我们社科院很多同事都是要分批前往西直门参加劳动的。”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