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4章:古文字学界大型追星现场-《我在北大学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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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到吴镇武的时候,这家伙都后悔不已。

    因为一时半会,他也想不起来,劝学诗还有哪一首了。

    苏亦见状笑道,“书中自有黄金屋!”

    有了这一提示,他直拍脑门,“对啊,赵恒的《劝学诗》……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最后所有人都望向苏亦。

    容易想到的诗歌,前面都差不多给掏出来了,大家都好奇他会选哪一首。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古诗词存量的小比拼。

    谁最晚谁最难。

    苏亦承认自己知道的劝学诗都被用完了,只好另辟蹊径。

    “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深岩居。古人己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晴云满户团倾盖,秋水浮阶溜决渠。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书。”

    没错,就是杜甫的《柏学士茅屋》,尤其是最后一句,尤为应景。

    这个环节,大家表现的都不错。

    启功先生都挺满意。

    他写完最后的诗歌以后,又给大家一个写一首他的自作诗。

    熟知的启功先生书法的人,都知道他的《自作诗卷》多不胜数。

    水平嘛,只能说水法水准相当高。

    这晚,启功先生心情极好,在会议室的长桌上,弓着身子泼墨挥毫,好不快哉。

    一口合成,连携了十二张条幅跟一对楹联。

    苏亦跟吴镇武师兄,一人两幅。剩下一幅,大家都让了苏亦。

    因为楹联的内容恰好是陈垣先生自题的“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

    瓯北是清代学人赵翼的称号,而剑南则是陆游的《剑南诗稿》,因此,剑南也指陆游。

    作为陈垣先生的小老乡,这幅指向性如此直白的楹联,吴镇都不好意思跟他抢。

    这也让苏亦成为今晚最大的赢家。

    有趣的是,给他们六人的题写的书贴,除日期“一九七八年冬”,给他们题字的时候,还给他们的名字后面添上“同志斧正”四个字。

    看着请字帖上,“苏亦同志斧正”几个字,苏亦就觉得好玩。

    然而,事情到了最后并没有完。

    因为还没有盖章,文化人要说铃印。

    看着老先生很自然的从衣兜里掏出的是两方透明的印章,众人的眼睛都直了。

    吴镇武惊叹,“水晶石印章?”

    启功先生笑个不停,“想啥呢,就是有机玻璃。”

    吴镇武下意识问道,“不是应该用印章石石制印章吗?”

    老先生猜到他会有这一问,立即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常被人叫去写字,石头的揣在身上多沉啊!有机玻璃轻嘛,你看盖出来不是也很好吗?”

    其实很好,而且,还很时尚。

    如此接地气的方式,却让众人感慨不已。

    尤其是苏亦,他也没有想到老先生如此洒脱。

    宿白先生也好篆刻。

    后来还出版了《宿白印谱》,作为弟子,苏亦也不是对篆刻啥都不懂的小白。

    一想到印章,大家先入为主的就是西泠印社,想到各种印章石,哪里会想到启功先生会如此取巧,竟然用有机玻璃来雕刻印章。

    完全刷新了众人的认知。

    估计,国内的大书法家,毫无避讳的,当着众人的面,使用有机玻璃印章的,大概也只有启先生一人而已。

    而且,你还不能说老先生敷衍。

    因为他所用的那两方篆书有机玻璃印章也确实刻得很有韵味,一看就是金石大家出品。

    至于出自何人之手,老先生没说,他们也不好意思问。

    无边款,没法猜测,不然,苏亦都想求同款印章了。

    好吧,这事,想想就好。

    这一晚,老少皆欢。

    他们六人个研究生,陪着老先生舞文弄墨,接着品茗畅谈,一夜就过去了。

    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

    在南湖宾馆主楼的会议厅内,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齐聚一堂,成立正式开幕。

    于这场盛会而言,苏亦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十年过后,于学术界而已,为什么是古文字学界能够如此快速成立学术研究会?而不是其他专业领域呢?

    一开始,苏亦也搞不明白。

    路上,听高铭先生他们闲聊,才得知明白缘由。

    非要总结的话,就是恰好赶上了。

    因此,高铭先生还调侃道,“这是祖宗的馈赠。”

    这个说法,并非说笑。

    70年代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一批批周原甲骨、战国铜器和秦汉简帛相继被发掘出来,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

    出土文物太多,造成的影响太大,就算是十年间,也不得不举报出土文物出国展览。

    也正是因为如此,考古三大刊《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也得以先行复刊。

    没法子,成果太多。

    这些东西发掘出来,自然要有人整理。

    在这个方面,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功不可没。

    所以,不要以为十年间,就没有学术活动,也有,而且还是特大型项目。

    然而,在这些考古出土文物整理工作中贡献极大的古文字学者们,也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这话并非说说而已。

    在学界享有巨大威望的郭沫若先生刚刚过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为数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稀如凤毛麟角。

    老一辈的学者中,唯一能打的就是于省吾先生了。

    恰好,于老就在吉大教书,这也是为什么,成立大会的主办方是吉大的原因。

    于老来吉大,也是有原因的。

    其实,50年代的故宫博物院乱糟糟的,老先生也得不到重要,基本上赋闲在家,50年代,吉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到任,三顾茅庐,才把于老从故宫挖到吉大,自此,于老就在吉大落地生根,因此,这里也成为国内古文字研究的重镇。

    革命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作为古文字学界的领袖之一,要改变这一现状,于老则无房贷。

    于是,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先生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先生关于组建古文字研究会的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才有这次会议的召开。

    其实,出席这一次会议,能够让苏亦认出名字的老前辈,并不多,比如于省吾、商承祚、胡厚宣、张政烺等。

    至于李学勤、裘锡圭、高铭几位先生,只能算是中年学者,属于第二梯队。

    至于青年,都还没来得及冒头。

    非要揪出一批来的话,那么吴镇武他们几个师兄弟,面前算是。

    此外,还有吉大不少年轻的老师,也算。但,苏亦不认识他们。

    在国内,要说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牛逼的高校,北大是排不上号的,跟吉大、中大以及川大没法比。

    吉大有于老。

    中大则有容庚、商承祚先生。

    川大则有徐中舒先生。

    遗憾的是,商承祚先生也没有出席这一次活动。

    估计,身子骨也不行。

    大冬天的从广州到长春,也确实遭罪。

    实际上,再过几年,这一批老先生也会相续离世。

    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才起来,逐渐扛起帅气。

    会议的第一项,自然是领导讲话,这种学术会议,并非只有与会学者,也有行政领导。

    当然,最为让人重视的还是于老的开幕式讲话。

    讲话内容,无非就是回忆过去、关注现在、展望未来。

    忆苦才能思甜。

    这些环节,确实有些枯燥,苏亦常常跑神,好在会议很快就进入关键阶段。

    与会的学者开始宣读自己的学术成果。

    这个环节很重要,坦白说,苏亦大多数时候都听不懂,对于古文字研究,他就是半吊子货色,就是这段时间恶补不少的知识,但是跟这些跟古文字打了一辈子教导的前辈相比较,他就是个渣,就算是吴镇武他们这些同辈,他也比不过。

    没法子,谁让他的基础不扎实呢。

    然而,他就没有优势吗?

    自然也有,就是超出时代的认知。

    然而,学术研究,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别人不发布的内容,也不能胡乱引用。

    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不能瞎说。

    只能老师当听众。

    六十多位学者,每一个人都要宣读自己的文章,又是第一次召开学会会议,经验不足,没有设置什么分会场,光是大会议室内听学者做学术论文分享,就花去很长的时间。

    就算这样,大家的情绪依旧高涨,那么多年来,古文字学界难得有这样的盛会,大家都尽情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研究成果。

    一整天下来,苏亦除了听报告还是听报告。

    首先是于省吾先生,他第一个分享的自己研究成果——《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

    光看文章名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

    重点就是首先蔡侯墓。

    与会学者,并非每一个人都知道蔡侯墓的情况,因此,于老的报告,也简单介绍其情况。

    蔡侯墓位于AH寿县,墓地原来是麦地,它的发现是跟国家50年代的治淮工程有关,因为地势平坦,合适取土,于是在1955年5月24日这一天,民工们挖沟取土的时候,就在深沟的中央率先发现了两个甬钟,接着又发现不少的铜器,于是,著名的蔡侯墓就这样在民工兄弟的锄头下被发现了。它的发现过程其他墓葬被发现的过程大同小异。

    没啥好说的。

    其墓主经考证为蔡昭侯(前518—前491),这个结论经过多位学者的考证,在学界已经没啥异议了。

    因此,于省吾先生的文章,也只是针对相关铭文的考释上。

    这项考证工作,老一辈学者,也几乎都参与其中。

    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唐兰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言》、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史青树《论蔡侯的年代》、其中,在这些学者之中,孙百朋却因为一篇《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青铜器铭文考释》杀出重围,让他跟这些名家相提并论。

    其中孙百朋在报告中准确推断出墓的主人是蔡昭侯申,但由于墓内金文蔡侯之名难于释读,种种争论直到近年才由裘锡圭跟李家浩两位先生论证平息。

    然而年代墓葬出土的时候关于墓主是哪个蔡侯的问题,学术界也吵翻天。

    那么于省吾先生,对蔡侯的名字的考释结论如何呢?

    其实也是“申”,而且,他还给出自己的考释思路,并非瞎说。

    他从《说文》推导出“乱”跟“申”字的关系,又提及毛公鼎上的铭文,然后从文献《春秋》考据,哀四年,蔡昭侯名“申”,又对比《史记·蔡世家》,反正经过一系列的考释,终于确定蔡侯昭申的身份。

    如果不看铭文拓片,不看宛如天书的原文字体,仅仅听老先生说考释过程,也挺有趣的,要是看铭文拓片,就脑壳痛了。

    那么“申”字有争议,“蔡”字呢?

    这玩意又涉及一系列的考证了。

    比如容庚就根据魏三体石经“蔡”之古文而做出考释,王国维又说“杀蔡二字同音可相通假”,沈兼士也作了音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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