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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兰先生以“音近通用”为根据，说“?就是汉代法律上专用名词的劾”，此说也有不少学者赞同。

    然而，不过他们怎么考释。

    有一点，基本上是趋同的。

    即认定此铭是一件法律文书，因而读谳、读劾，都指向性非常明显。

    此外，李学勤先生认为，“控告牧牛的上级官长，则因为身分显贵，依当时制度不亲自出席审讯。”

    尽管如此，在判决书上要写明争讼双方之名，也是必须的。

    《曶鼎》所记“邢侯”、“限”即如此。

    反正，整个文章考释下来，对比前人的观点，又表述自己的观点。

    慢慢听下来，也蛮有意思。

    就是太考究基本功了。

    不是一个可以糊弄的文章。

    当然，期间也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与会的一个女学者就写了一篇《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

    文章例举了宾、历组同人、同事类，特别对区别“贞”字分期的标准，列举了宾组和历组有同时使用的现象，以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王”字形体的写法，然后作者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在字形上，而且在卜事上都有相同类的例子，对李先生一文作了一些补充。

    这篇文章看起来，本身没啥问题。

    苏亦之所以觉得有趣，完全就是因为它是在李学勤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写的文章。

    所以并非与会学者，都要学各种文字考释类的文章。

    那么李先生的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什么？

    自然是关于“妇好”墓的。

    在国内各个考古墓葬遗址之中，妇好墓极为出名，却让人印象深刻。

    一般来说，殷墟的商代大墓大都早经盗掘，想要找到未扰动的大墓极为不易。

    1976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西北，发现--座没有盗掘过的墓葬，获得大量精美文物。

    由于这座基所出青铜器多有“妇好”铭文，通称为“妇好”墓。

    “妇好”墓是无墓道的竖穴墓，长5.6米，宽4米，墓的规模如果同过去发掘的面积达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墓相比，只能说是中型的。

    不过，它所蕴含的遗物却异常丰富，青铜器近两百件，玉石器(有不少精致绝伦的)竟超件。出土器物在BJ展出后，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妇好墓的发掘者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

    两者互相成就，让妇好墓的故事更加传奇。

    当然，这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李先生的文章中来，他写这篇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一点，就把关于“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

    那么真的可以消除争论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这个文章一出来，基本上就没啥人认同。

    首先张政烺先生就不认同。

    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作宾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一下子，就让这个问题成为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

    会议上，因为AH博物馆的女学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下子，就使得李先生遭受围攻。

    好吧，用围攻这个词来形容不合适，但确实争议很大。

    大家普遍不认同这个观点。

    也就只有这个年轻的女学者，以及浙****的一位年轻学者支撑。

    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位未来，肯定会受到李先生的关注。

    如果是投机取巧之辈，混上去，声援李先生，说不定就赚取人情分了。

    苏亦对此倒没发表什么意见。藲夿尛裞網

    他很清楚，李先生这个分法，不能说全错，但也不合适。

    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方法。

    很长时间一来，大家都遵从这个分期方法。

    然而，70年代以后，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

    到了后来，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

    “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理论。

    但是一个理论，从开始到成为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以及大量的试错的。

    人家年轻女学者，可以写这种小文章，那么苏亦呢？

    至于他，主要是打酱油的。

    他是真的打酱油，写了一篇关于《何尊铭文新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有些后人的见解，跟唐兰先生也是一脉相承，中规中矩，没啥好说的。

    也没啥新意。

    更不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观点，引起巨大的争议。

    高铭、邹恒两位先生也不意外，都直到他开学就做了一场“宅兹中国”的报告，知道他对何尊铭文，有深入研究。

    高铭先生也鼓励他望这个方面探究。

    毕竟合作虽然是六十年代发现的，但真的火爆学术界也是七十年代，75年到京参展以后，才被学者广泛关注加以研究。

    他关于合作铭文的重新解读，更多是对其背后历史的考释而非铭文上，在铭文上，唐兰张政烺马承源几位先生已经做到极致了，他能继续的并不多。

    他的文章就是打酱油。

    在古文字方面，他基础确实不行，不想投机取巧，获得关注，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

    他是过来刷脸的，打酱油无所谓。

    那么邹先生呢？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

    因为邹恒先生做了关于先周文化的相关报告，却没有专门去考释某个甲骨文或者铭文。

    为什么邹恒先生会特意做相关报告呢？

    因为周原遗址开挖了。

    从1976年开始，陕西文管会，北大，西大考古系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查明，宫殿建筑（或宗庙）的遗址分布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

    1977年，在凤雏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了17万片卜骨和卜甲，其中多是卜甲。在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最多者30字。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古发现。

    也是本次的研讨会研究的重点之一。

    有了邹先生的铺垫，然后由陕西文管会的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作为亲自发掘这批资料的徐锡台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潜心研究，著成《周原甲骨文综述》）。

    李学勤先生说过，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被王懿荣在BJ见到了甲骨以后，之前民间的发现，都不算，因为那只是发现甲骨，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认知的“甲骨文”。

    他甚至还说，建议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荣因疟疾买龙骨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可信，王懿荣的几个儿子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说法。

    1899年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罗塞塔石发现一百年，因此，学界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没有一部世界科学史书不记载罗塞塔石的发现，一部没有偏见的世界科学史书也都会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而甲骨文发现的最大意义，则是证明了商超的存在。

    让全世界都没法质疑。

    也让当时的史学界走出了疑古派的影响。

    因为发现甲骨文，继而有殷墟的发现。

    那么甲骨文的发现，怎么使得学界走出疑古思潮呢？

    这个方面，就涉及到苏亦的老本行了。

    中国考古学术史，李济先生肯定是灵魂人物。

    当年，李济、傅斯年他们的学派成立史语所考古组的时候，就极力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竭尽全力的推翻顾颉刚的认知。

    因为李济先生认为，爱国主义者就不能疑古。

    因此，当时以史语所为首的学派，对王国维先生的极为推崇。

    他虽然没有做过考古，却从甲骨文中推测出商王世系表，也让国内的学者认为考古学可以在重建上古史方面可以继续做出更加伟大的突破，以正式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实际上，中国考古后来的发现，也证明的王国维先生是走在极为正确的道路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王国维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会如此之高的原因。

    甚至他的“二重证据法”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创举。

    这种情况下，殷墟的发掘，就是对疑古学派最大的冲击。

    也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催生了古文字学的四大分支之一甲骨学研究（另外三大分支：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

    而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甲骨，是继殷墟以来，最为重要的带字甲骨发现。

    这些周原甲骨的发现，可以说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的谈甲骨必言商的固有认知，

    因此，发掘领队之一，徐锡台做报告的时候，充满了激动。

    他跟高铭先生是北大的同班同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陕西考古所，后来被并入省文管会。

    一直在从事着一线考古工作。

    几年前，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还曾经带着北大的学生到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实习，就是他接待安排的。

    这些年，没少跟北大的师生合作。

    因此，高铭先生带着苏亦去拜访他的时候，直接对苏亦开后门，把出土的甲骨文拓片给他苏亦观看，后无保留。

    这种新出土的一手资料，还没有完全发表，不要太原生态，几乎还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对于与会学者来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到周原出土的带字甲骨资料。

    现场之热闹，可想而知。

    徐的报告，内有一节是《奇字》说，“约七八片，又有个铜甗也有这类奇字”。

    就有人问，张政烺先生是什么字？

    张先生，一时半会也说并处。

    因此，第二天，大家就开始撺掇张政烺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

    谁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大，辈分又高，而且脾气还好，让他讲两句，就真的讲两句了。

    于是，在学术史上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就诞生了。

    张政烺先生也开始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

    张先生，手中没有输，也没有什么准备。讲的并不算台深入。

    他说，“铜器铭文钟钟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钟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然繁琐，只是阴阳二字，

    而这个发言，也给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之中留下几位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时候，周原甲骨还不能称之为广义的“周原甲骨”，还只能称为“凤雏甲骨”。

    又因为其出土于周人故地，自然会让大家联想到“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志上》等书)。

    而张政烺先生这次发言，也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

    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

    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学者大部分人的赞同。

    嗯，这个是后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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